期刊简介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是由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主管主办,以行政学为重点的专业性社会科学期刊。1999年公开出版发行（双月刊，单月15日出刊，96页），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和天津市一级期刊。
本刊提倡原创、严谨、厚重和宽容的文风，重点刊登公共行政基础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最新成果，反映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前沿性学术论文，以及国际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经验等。主要栏目包括理论探讨、政府治理、机构改革、社会治理、公共政策、区域治理、应急管理、行政与法等。
“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杜鸿林;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需要若干前提：需深入考察“结合”这一关键词的语义及其在中外文中的具体应用；考察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应用；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温毛泽东关于“结合”的论述；认真总结“结合”进程中的得失；梳理近代以来关涉“结合”争辩的得失；厘清文化与文明等相关范畴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结合论的发展创新，突出体现为：创造性地发展了“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结合”的威力；提供了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人民立场作为过滤传统文化的宝器；结合新的历史特点、新的时代特征，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作出了文明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论断；倡导并坚持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时代新特征相结合，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结合论的新境界。为学习、研究、宣传“两个结合”创新性论断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职责，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按照“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高标准，端正学风，提高整体素质，在直面真问题、捕捉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上下真功夫。
智能治理：人工智能+行动驱动的公共治理范式变革
米加宁;刘润泽;人工智能的嵌入不仅推动了治理工具与制度结构的创新，更促使治理理性从制度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向认知理性演化。从治理理性演化的理论视角出发，基于系统科学与认知智能理论的分析表明，“智能治理”是“人工智能+”行动下公共治理的新范式。在理论生成维度，智能治理通过算法智能、协同智能与制度智能的耦合，构建以认知生成为核心的本体论模型，并确立了生成式与模拟式的认识论基础。在运行逻辑维度，其具象化为算法结构的计算流程、协同体系的作业网络与制度机制的调节回路，通过智能中枢的系统集成实现“感知—决策—执行—反馈”的动态闭环。智能治理由此完成了治理理性的再组织，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由制度驱动向认知驱动转型。将人工智能纳入治理理性演化框架，揭示了智能治理的理论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治理变革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以场景为牵引的政务大模型应用：范式转型、实践分野与能力生成
董昌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共部门的加速嵌入，政务大模型的应用正由技术试验走向治理实践，其关键问题已从技术可行性转向智能能力如何在制度框架内被吸纳并转化为治理能力。政务大模型可应用于政务服务与热线、办事流程与“一网通办”、机关办公以及城市治理与平台化等典型场景，这体现出不同场景在治理对象、制度嵌入方式与运行逻辑上的差异性。政务大模型通过场景化嵌入主要在信息处理、行政流程运行以及公共服务与执行精细化等方面推动治理能力的渐进生成，其能力效应呈现出过程性、结构性与累积性特征。然而，政务大模型并非普适性的治理工具，场景牵引是一种以制度稳定性和能力内生化为导向的应用路径，其制度常态化有赖于场景边界清晰化、规则与流程协同以及组织学习机制的持续推进。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任危机与重构
朱婉菁;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机器理性与知识生产能力，在提升人类认知、增进社会福祉的同时，也引发了“因智而信”还是“因智生疑”的信任迷思。走出信任迷思的第一步需要从数据、算法和算力三要素出发，解构由数据狭隘、算法偏见以及算力鸿沟所导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信任危机。在此基础上，需审思化解信任危机的可能性，并从中抽象出人机关系新范式的伦理基础与理论靶向。最终，应基于解构生成式人工智能信任危机的理论实践，走向重构信任范式的实践理论，跳出将机器视为纯粹工具的“工具论”陷阱，构建从“人机共生”演进至“共生同构”的信任新范式，以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始终朝着向上向善的方向发展。
协商式互嵌：新时代政企关系构建的民主逻辑
张力伟;范星汉;在政治学视域下，“协商式互嵌”是理解新时代中国政企关系的一个新概念，旨在说明新时代政企关系构建的民主逻辑，即政府与企业基于协商民主机制形成资源整合、功能互补的合作关系。在中国场景中，协商式互嵌的运行机制在于搭建制度载体与协商平台，政府与企业在信息共享和理性辩论中凝聚共识，形成公共政策议题。在价值层面，协商式互嵌拓展了民主的广度与深度，提升了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强化了治理的合法性。然而，协商式互嵌关系仍面临政企之间的平等性困境、虚假共识以及责任界定模糊等问题。基于此，需要构建普惠性协商环境、打造规范沟通流程与培育协商文化，以及构建公开透明的责任追溯体系。
迈向社区制：工会发挥社会治理功能的实践逻辑
李华胤;王琳;基层工会因其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组织支撑性、联系职业人群的特殊功能性以及治理关系中的枢纽性等特征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主体，具有重要的治理功能。这一功能发挥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与组织角色的适应性调配。社区制是基层工会为适应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与治理功能转型而开展的制度性实践，通过强化组织性、扩张代表性、拓展服务性以及增强资源统合性实现全面而深度的治理场域嵌入和治理人群联结。社区制工会建构的核心是在基层工会的社会化中实现治理的制度化，治理功能的发挥与落实依赖于包含组织制度、联系群众制度、民意表达制度和服务群众制度等在内的制度丛建设。在将工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中，社区制工会通过组织渗透、统合治理以及良性治理等机制实现了对政治优势与社会优势的双重运用，在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建构中对职业人群进行精准化的组织、联系与培育，推进了行政化工会向治理型组织的转型。
边缘性吸纳：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逻辑、困境与生成机制
罗大蒙;新就业群体是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将其纳入基层治理体系，本质上是基层政权在风险管控、功能补缺与合法性建构三重逻辑驱动下，对新兴社会力量进行选择性吸纳的过程。在实践中，对新就业群体的治理吸纳展现出组织性吸纳、符号性吸纳、功能性吸纳、服务性吸纳等多维图景，但均因结构性矛盾陷入“边缘性”困局。边缘性吸纳并非偶然生成的现象，而是治理体制的稳定性逻辑与新就业群体流动性之间的张力、权责倒置与路径依赖导致的制度性梗阻，以及算法规训中赋能与控制悖论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边缘性吸纳”折射出基层治理在资源约束下的权宜性创新，但也暴露了传统治理模式与新兴社会群体适配性不足的深层矛盾。对新就业群体的治理整合与吸纳需要突破工具理性束缚，构建既具效率韧性又富人文温度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真正实现从“边缘性吸纳”到“包容性治理”的范式转型。
情感资源的识别、运用与再生产：基于广东省G镇乡村情感治理的实践考察
刘华云;原珂;情感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新模式，被认为能够有效弥补制度治理与技术治理中的“温度不足”。然而，情感治理在实践中因过度依赖动员策略，面临可持续性困境和情感耗竭问题。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G镇的情感治理案例研究阐释了情感资源在基层治理中的实际运作逻辑：在基层治理中，情感资源的识别依赖于村庄熟人网络与乡土文化的制度性转化，情感治理将隐性情感资源转化为可动员的治理资本，通过情感唤醒、沟通与协调的“情理法”治理实践，以及制度嵌入、价值共识与文化传承等再生产机制，实现情感治理的常态化与规范化。最后，情感资源的治理模式为城市社区提供了重要经验，基层治理者应将工作重点从单纯的情感动员转向情感资源的重塑与再生产。
中央专项考核:一种政策执行的高位推动机制
郑永君;吴义飞;中央专项考核作为一种高位推动机制,对中央政策在基层落实有重要作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的案例表明,自上而下的激励传递和自下而上的行为选择共同形塑了中央专项考核推动政策执行的过程与机制。在激励传递中,编码权与译码权的合二为一能够使政策目标在传递中保持不变形,并制造了中央权威运作的空间。从传递渠道看,中央专项考核充分发挥了第三方评估组织的知识权威作用,同时中央评估督导组与省市部门陪同弥补了第三方评估制度权威较低与公信力不足的缺陷,从而实现了知识权威与中央权威的联动。在行为选择层面,基层政府行为发生于特定情境中,政治势能、利益捆绑、财政约束、晋升压力与经验扩散五个因素共同影响了基层政府对政策的情景解读,并最终推动政策有效执行。
调适性整合:地方政府的政策整合何以实现进阶?——基于L市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案例分析
谭腾;政策整合是地方政府统筹多项政策以应对复杂治理任务的重要路径。调适性整合作为一种强调整合动机积极性、整合策略灵活性、整合结果有效性的政策整合模式,呈现了政策整合跨阶段演进的复杂过程,同时蕴含政策整合在动态情境中实现进阶的逻辑。浙江省L市的案例表明,地方政府可以在治理实践中根据治理情境变化,持续推进目标整合、主体协同、工具组合的动态调适,推动多项政策从分立走向统合,并迈向更高质量的统合与协同,实现对复杂跨界问题的适应性回应和渐进性解决。这一过程的持续推进,关键在于权威赋能机制、差异吸纳机制、创变执行机制与多阶学习机制的协同作用。作为对政策整合理论的中国化延伸,调适性整合的提出不仅丰富了政策整合的过程性解释,揭示了整合进阶的机制与逻辑,而且为地方政府探索可持续、可进阶的政策整合路径提供了启示。
后公共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趋向的整体性治理
曾凡军;韦彬;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提出来的后公共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强调预防导向,公民需求导向和结果导向,强调整体性整合,强调整合信息技术、简化网络、提供一站式服务,注重内调目标和手段的关系,注重信约、责任感和制度化。整体性治理顺应的是新公共管理的逻辑,正在西方政府改革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望成为21世纪政府治理的大型理论(Grand Theory),是未来政府治理的新趋向。对我国政府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亦具重要借鉴意义。
整体性治理:梳理、反思与趋势
史云贵;周荃;整体性治理视角的出发点是破解新公共管理出现的"碎片化"问题;核心内容是协调与整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整体性治理暴露出不少问题:重返官僚制带来的问题;整体性治理与其所依赖的组织基础间有张力;政府内部协调与整合困难重重;治理责任的归属困境;等等。整体性治理需要以合作治理的理念为引导,应通过整合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而不是简单的部门整合,以实现公共服务的无缝隙供给。
国外乡村振兴经验及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以亚洲的韩国、日本为例
邱春林;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战后韩国、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在推动乡村实践中既注重政府引导又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既注重保持传统又突出特色发展,既注重经济发展又保持文化传承,既注重把农民组织起来又倡导依法治村等。韩国、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对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启发。实施乡村振兴既要有实施理念的创新,又要坚持体制机制的创新,做到三个统筹,构建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坚持走乡村生态现代化建设之路,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地夯实基础。
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新公共服务的比较研究
韩兆柱;翟文康;服务型政府从理论、模式、实践三个维度理解,指一种强调服务理念的理论与以服务行政为主导的政府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建设满足公民服务需求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并不等同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而服务型政府是对管理型政府的替代。服务型政府不同于新公共服务,新公共服务不是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来源。走向服务型政府需要整合治理方式,实现"为我所用",妥善处理三者关系,借鉴其他两者的优势。
论农村基层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农村开始了多轮、全方位的乡村体制改革。从我们近年来在全国农村调查情况来看,乡村体制改革在很多方面过急过快,很多时候缺少对改革方案的深思熟虑,不顾实际情况一刀切的问题也很严重。当前乡村体制改革存在的最大弊病是缺少对乡村基层组织性质的理解,从而将乡村体制改革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其原因主要是缺少对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及其功能的认识。我们通过分析当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所面对的农村社会本身的特征以及农村基层组织的性质,以此反思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教训。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模式服务效力及其反思
张军;刘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的"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实务模式在防控疫情蔓延、平缓居民心态、链接生活物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志愿者参与途径看,"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实践主要体现为价值取向中的个体主动、从众压力下的群体驱动、基于科层权威的单位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发动的"网格+志愿服务"、注重多元主体协同的混合五种具体模式,并在防疫工作中发挥了各自效力。该实务模式尚存志愿者和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定位分化、志愿服务风险系数高、志愿者疫情防控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推进志愿服务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疫情防控效率,须明晰组织与志愿者之间的合作基础,实施志愿服务的成本收益分析,筛选合适的志愿服务模式,总结疫情防控的基本经验,推动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建设。
国外乡村振兴经验及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以亚洲的韩国、日本为例
邱春林;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战后韩国、日本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在推动乡村实践中既注重政府引导又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既注重保持传统又突出特色发展,既注重经济发展又保持文化传承,既注重把农民组织起来又倡导依法治村等。韩国、日本的乡村振兴经验对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启发。实施乡村振兴既要有实施理念的创新,又要坚持体制机制的创新,做到三个统筹,构建乡村振兴投入长效机制,坚持走乡村生态现代化建设之路,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地夯实基础。
后公共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趋向的整体性治理
曾凡军;韦彬;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提出来的后公共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强调预防导向,公民需求导向和结果导向,强调整体性整合,强调整合信息技术、简化网络、提供一站式服务,注重内调目标和手段的关系,注重信约、责任感和制度化。整体性治理顺应的是新公共管理的逻辑,正在西方政府改革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望成为21世纪政府治理的大型理论(Grand Theory),是未来政府治理的新趋向。对我国政府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亦具重要借鉴意义。
多重嵌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机制——以A省T社区为例
王东杰;谢川豫;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公共性的衰落,社区治理"碎片化"与党建"悬浮化"问题同时显现。党的政治优势和基层治理问题导向的有机结合成为破解之道。多重嵌入以党组织为轴心实现治理下移,从结构、功能、关系、认知四重维度嵌入社区治理,成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实践。其中,结构嵌入实现党的组织覆盖,为党建引领提供阵地;功能嵌入整合社区治理要素,激活社区功能;关系嵌入增进社会交往,挖掘社区社会资本;认知嵌入凝聚社区共同价值,重塑公共性。多重嵌入模式横向可以整合多种治理要素,纵向可以打破不同主体组织壁垒,促进政府、社会、个人良性互动,并持续优化社区治理体系,实现党组织对社区的全面引领和保障。多重嵌入拓展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可行模式,是提高社区治理能力的可行路径选择。
整体性治理:梳理、反思与趋势
史云贵;周荃;整体性治理视角的出发点是破解新公共管理出现的"碎片化"问题;核心内容是协调与整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整体性治理暴露出不少问题:重返官僚制带来的问题;整体性治理与其所依赖的组织基础间有张力;政府内部协调与整合困难重重;治理责任的归属困境;等等。整体性治理需要以合作治理的理念为引导,应通过整合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而不是简单的部门整合,以实现公共服务的无缝隙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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