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讨

• “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杜鸿林;

  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需要若干前提：需深入考察“结合”这一关键词的语义及其在中外文中的具体应用；考察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应用；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温毛泽东关于“结合”的论述；认真总结“结合”进程中的得失；梳理近代以来关涉“结合”争辩的得失；厘清文化与文明等相关范畴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结合论的发展创新，突出体现为：创造性地发展了“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结合”的威力；提供了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人民立场作为过滤传统文化的宝器；结合新的历史特点、新的时代特征，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作出了文明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论断；倡导并坚持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时代新特征相结合，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结合论的新境界。为学习、研究、宣传“两个结合”创新性论断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要职责，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按照“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高标准，端正学风，提高整体素质，在直面真问题、捕捉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上下真功夫。

  2026年01期 v.28;No.237 3-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0K]
  

生成式人工智能专题

• 智能治理：人工智能+行动驱动的公共治理范式变革

  米加宁;刘润泽;

  人工智能的嵌入不仅推动了治理工具与制度结构的创新，更促使治理理性从制度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向认知理性演化。从治理理性演化的理论视角出发，基于系统科学与认知智能理论的分析表明，“智能治理”是“人工智能+”行动下公共治理的新范式。在理论生成维度，智能治理通过算法智能、协同智能与制度智能的耦合，构建以认知生成为核心的本体论模型，并确立了生成式与模拟式的认识论基础。在运行逻辑维度，其具象化为算法结构的计算流程、协同体系的作业网络与制度机制的调节回路，通过智能中枢的系统集成实现“感知—决策—执行—反馈”的动态闭环。智能治理由此完成了治理理性的再组织，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由制度驱动向认知驱动转型。将人工智能纳入治理理性演化框架，揭示了智能治理的理论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治理变革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2026年01期 v.28;No.237 17-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05K]
  

• 以场景为牵引的政务大模型应用：范式转型、实践分野与能力生成

  董昌其;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公共部门的加速嵌入，政务大模型的应用正由技术试验走向治理实践，其关键问题已从技术可行性转向智能能力如何在制度框架内被吸纳并转化为治理能力。政务大模型可应用于政务服务与热线、办事流程与“一网通办”、机关办公以及城市治理与平台化等典型场景，这体现出不同场景在治理对象、制度嵌入方式与运行逻辑上的差异性。政务大模型通过场景化嵌入主要在信息处理、行政流程运行以及公共服务与执行精细化等方面推动治理能力的渐进生成，其能力效应呈现出过程性、结构性与累积性特征。然而，政务大模型并非普适性的治理工具，场景牵引是一种以制度稳定性和能力内生化为导向的应用路径，其制度常态化有赖于场景边界清晰化、规则与流程协同以及组织学习机制的持续推进。

  2026年01期 v.28;No.237 29-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6K]
  

•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任危机与重构

  朱婉菁;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机器理性与知识生产能力，在提升人类认知、增进社会福祉的同时，也引发了“因智而信”还是“因智生疑”的信任迷思。走出信任迷思的第一步需要从数据、算法和算力三要素出发，解构由数据狭隘、算法偏见以及算力鸿沟所导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信任危机。在此基础上，需审思化解信任危机的可能性，并从中抽象出人机关系新范式的伦理基础与理论靶向。最终，应基于解构生成式人工智能信任危机的理论实践，走向重构信任范式的实践理论，跳出将机器视为纯粹工具的“工具论”陷阱，构建从“人机共生”演进至“共生同构”的信任新范式，以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始终朝着向上向善的方向发展。

  2026年01期 v.28;No.237 41-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3K]
  

社会治理

• 协商式互嵌：新时代政企关系构建的民主逻辑

  张力伟;范星汉;

  在政治学视域下，“协商式互嵌”是理解新时代中国政企关系的一个新概念，旨在说明新时代政企关系构建的民主逻辑，即政府与企业基于协商民主机制形成资源整合、功能互补的合作关系。在中国场景中，协商式互嵌的运行机制在于搭建制度载体与协商平台，政府与企业在信息共享和理性辩论中凝聚共识，形成公共政策议题。在价值层面，协商式互嵌拓展了民主的广度与深度，提升了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强化了治理的合法性。然而，协商式互嵌关系仍面临政企之间的平等性困境、虚假共识以及责任界定模糊等问题。基于此，需要构建普惠性协商环境、打造规范沟通流程与培育协商文化，以及构建公开透明的责任追溯体系。

  2026年01期 v.28;No.237 54-6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6K]
  

• 迈向社区制：工会发挥社会治理功能的实践逻辑

  李华胤;王琳;

  基层工会因其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组织支撑性、联系职业人群的特殊功能性以及治理关系中的枢纽性等特征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主体，具有重要的治理功能。这一功能发挥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与组织角色的适应性调配。社区制是基层工会为适应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与治理功能转型而开展的制度性实践，通过强化组织性、扩张代表性、拓展服务性以及增强资源统合性实现全面而深度的治理场域嵌入和治理人群联结。社区制工会建构的核心是在基层工会的社会化中实现治理的制度化，治理功能的发挥与落实依赖于包含组织制度、联系群众制度、民意表达制度和服务群众制度等在内的制度丛建设。在将工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中，社区制工会通过组织渗透、统合治理以及良性治理等机制实现了对政治优势与社会优势的双重运用，在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建构中对职业人群进行精准化的组织、联系与培育，推进了行政化工会向治理型组织的转型。

  2026年01期 v.28;No.237 64-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8K]
  

• 边缘性吸纳：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逻辑、困境与生成机制

  罗大蒙;

  新就业群体是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将其纳入基层治理体系，本质上是基层政权在风险管控、功能补缺与合法性建构三重逻辑驱动下，对新兴社会力量进行选择性吸纳的过程。在实践中，对新就业群体的治理吸纳展现出组织性吸纳、符号性吸纳、功能性吸纳、服务性吸纳等多维图景，但均因结构性矛盾陷入“边缘性”困局。边缘性吸纳并非偶然生成的现象，而是治理体制的稳定性逻辑与新就业群体流动性之间的张力、权责倒置与路径依赖导致的制度性梗阻，以及算法规训中赋能与控制悖论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边缘性吸纳”折射出基层治理在资源约束下的权宜性创新，但也暴露了传统治理模式与新兴社会群体适配性不足的深层矛盾。对新就业群体的治理整合与吸纳需要突破工具理性束缚，构建既具效率韧性又富人文温度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真正实现从“边缘性吸纳”到“包容性治理”的范式转型。

  2026年01期 v.28;No.237 76-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6K]
  

• 情感资源的识别、运用与再生产：基于广东省G镇乡村情感治理的实践考察

  刘华云;原珂;

  情感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新模式，被认为能够有效弥补制度治理与技术治理中的“温度不足”。然而，情感治理在实践中因过度依赖动员策略，面临可持续性困境和情感耗竭问题。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G镇的情感治理案例研究阐释了情感资源在基层治理中的实际运作逻辑：在基层治理中，情感资源的识别依赖于村庄熟人网络与乡土文化的制度性转化，情感治理将隐性情感资源转化为可动员的治理资本，通过情感唤醒、沟通与协调的“情理法”治理实践，以及制度嵌入、价值共识与文化传承等再生产机制，实现情感治理的常态化与规范化。最后，情感资源的治理模式为城市社区提供了重要经验，基层治理者应将工作重点从单纯的情感动员转向情感资源的重塑与再生产。

  2026年01期 v.28;No.237 86-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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