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讨

•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话语创新

  虞崇胜;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既需要在政治文明概念、政治文明基础理论、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认识上的理论创新，也需要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用精确的话语表述出来。要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说得出、讲得清、讲得有道理、能够获得广泛认同，就必须构建相应的话语体系，解决话语主体、内容和方式等核心问题，推动话语创新。具体而言，应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系统总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实践经验，提炼出能够反映其本质的标识性、原创性概念，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话语体系。同时，还应通过比较研究，关照人类政治文明总体发展进程，加强不同政治文明间的对话，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话语的国际传播，打破西方世界在民主和政治文明等领域形成的话语霸权，推进人类政治文明话语的发展和进步。

  2025年05期 v.27;No.235 3-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91K]
  

政府治理

• 秩序再生产：资源型地区基层治理秩序的困境及纾解——基于H省两矿村的案例比较

  周望;王印;

  资源型地区的治理秩序困境源于经济基础变动引发的内生力量无序扩张，产生利益分配、组织建设与政府监督等新的治理需求。如果政府调适滞后，秩序再生产就会偏离正常轨道，呈现“自治市场化”的困境特征，陷入“资源诅咒”。而通过产业规划、党建引领等针对性干预，则可实现“自治良善化”。其深层原因在于乡村生产—生活场域重叠的特殊治理环境，加之路径依赖的治理方式和对秩序失衡的防范，使治理力量受限于传统框架，难以应对内生力量的无序扩张和制度反噬。基层治理需保持开放视野，探索良性治理方案。

  2025年05期 v.27;No.235 13-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45K]
  

• 平民俘获：政策俘获的一种新形态——基于扶贫场域的考察

  石建;

  政策俘获，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政策执行偏差现象。不同于精英俘获，“平民俘获”不仅彰显了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的俘获现象，而且呈现了政策俘获研究的新视角——“平民主义视角”。在脱贫后的评估实践中，贫困户等部分边缘群体通过“等靠要”的“懒汉”逻辑、“污名化”“可怜化”的自我矮化、基于中央政策的依“法”获利三种行为策略，实现了对扶贫政策的俘获。从生成逻辑来看，平民俘获是多重因素形塑的产物：扶贫任务政治化、监督下乡构成平民俘获的宏观制度环境；基层组织的共谋与利益诱导为平民俘获提供了行为空间和可能性；扶贫场域平民地位的转变及其对中央政策的策略化、工具化运作是平民俘获的微观行为机制。平民俘获概念的提出不仅超脱出了精英中心主义的政策俘获理论视角，而且可以延展讨论基层治理场域中的诸多类似俘获现象。

  2025年05期 v.27;No.235 22-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40K]
  

• 强弱耦合：城市更新中社会动员的双重机制分析——以上海市D街道旧改征收的动员过程为例

  瞿栋;陈丰;

  刚性制度和柔性策略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展示了城市更新中社会动员的“强弱耦合”双重机制，揭示了话语动员对治理效能的促进作用。上海市D街道的案例表明，强动员通过“生成-执行”机制建构制度话语，从组织整合、价值凝聚、信任建立和法治保障等方面传递政策权威；弱动员依托“表达-回应”机制生成柔性策略，运用中介传输、理性言说和情感关怀等方式化解利益冲突。这两种动员从功能互补、效果制衡和行动共生三个方面实现耦合，实现了国家制度话语和民众生活世界的有效衔接。

  2025年05期 v.27;No.235 33-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8K]
  

• 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数字弱势群体研究的方法论建构

  孙铭灿;刘建准;

  面对伴生于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弱势群体”这一治理难题，现有研究虽在政策设计层面形成多维路径，却普遍存在行为归因简单化、场域特征分析薄弱、质性数据支撑不足等方法论局限。行为公共管理学理论范式构建了“行为意向—情境结构”双维分析框架，能够有效克服上述局限，更好实现对个体心理动因与情境交互机制的整体分析。对案例中“数字弱势群体”的构型、困境以及形成逻辑的分析，验证了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行为意向—情境结构”框架。从行为公共管理角度来看，破解数字弱势群体困境应遵循主体性激活、价值观重塑、制度赋能、技术适配等助推策略，通过整合助推机制与多元参与主体的协同干预，实现行为意向与情境结构之间的动态适配。行为公共管理学在丰富“数字弱势群体”研究方法的同时，为解决数字弱势群体困境、推进国家数字化转型提供可操作的路径。

  2025年05期 v.27;No.235 44-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51K]
  

城市数字治理专题

•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数字治理：内涵与路径

  刘伦;

  在当前数智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数字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是基于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与治理经验形成的对数智技术赋能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对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数字治理进行及时总结，将有助于建构数智时代城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在内涵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数字治理包括三大维度，分别是在价值维度以人民城市理念为引领，在认识维度以大数据探析中国城市发展规律，以及在能力维度以数智技术支撑治理能力提升。在实现路径方面，整体性是核心原则，包括“全体—个体”相结合的整体性关怀、“目标—技术—机制”相协同的整体性建构，以及“政府决策—政社互动—社会生活”相串联的整体性优化。

  2025年05期 v.27;No.235 53-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80K]
  

• 清晰化逻辑与“模糊性基质”：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践张力与调适

  申恒胜;

  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质是通过技术的确定性逻辑来消解治理场域的不确定性因素，但也造成实践中“技术清晰化”与“治理模糊性”的深层悖论。数据不完全映射产生的“模糊性剩余”、基于算法理性的技术偏差和数据迟滞、高阶复杂问题的技术简化和认知遮蔽，以及脱离实际的技术低配和数字悬浮，共同形塑城市数字治理的“模糊性基质”，致使基层政府面临简约治理与繁杂现实、控制逻辑与自主诉求、运动式治理与“隐性制度化”多重张力。现代城市治理应超越“清晰化治理”与“模糊性治理”的二元对立，基于区域差异性、治理复杂性和现实承载力等实际，因地制宜和梯度推进数字治理的强度和边界，动态调整和优化数字治理的推进速度，在治理实践中提升驾驭不确定性的制度能力。

  2025年05期 v.27;No.235 63-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6K]
  

社会治理

• 村级治权集中化的区域差异及其解释

  冯川;

  村级治权集中化，是指在村级治权集中于农村党支部、党支部治权集中于村书记的背景下，村书记成为村级组织事实上的最终决策者。村级组织科层化、村庄发展支点化和班子成员内定化，是村级治权集中化现象的共性特征。村级治权走向集中的路径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路径具有行政强制性特点，即如果不依靠政策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行，村级治权的集中化程度将维持在较低水平；另一种路径具有自发演化性特点，即村级治权早已在基层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中逐渐具有了集中化趋势，后续政策仅需发挥追加制度性认证的作用即可。村级治权集中后，浙东和粤西农村表现出消极的外在控权特征，鄂中农村则具有积极的内在控权特征。村庄内部分化形态、村庄利益密集度和干群互动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是村级治权集中化现象存在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

  2025年05期 v.27;No.235 74-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41K]
  

• “经营形象”：村干部行动与资源匮乏型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基于江西省Q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卢素文;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干部通过形象建构提高治理效能，已然成为一种重要治理范式。这与如今制度环境中村干部日益提升的服务能力相适配，但也暴露出资源约束条件下形象动员在范围上的局限性。江西省Q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个案研究结果表明：在资源匮乏型村庄中，村干部运用“经营形象”策略，通过专业化、生活化和公益化三重形象建构，促进形象迭代升级的同时有效整合和利用多重资源，从而推进农产品生产、宣传、销售环节顺利进行，最终实现村庄集体经济产业发展目标。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形象建构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为基层治理主体的创新性治理行为提供现实参照。

  2025年05期 v.27;No.235 85-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0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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